一名男子端坐在天地之间，吸纳天地之精、日月之华，像孕育着本源的生命，静静地，散发着禅意的宁静。一只朱雀在天边飞翔，渐渐消失在云霞之上。男子拾起一片朱雀遗落的羽毛，循着朱雀的方向殷切寻找...

古人认为，万物生于天地，人生于父母，人在祭祀祖宗的同时，对天地山川的祭祀便成为宗教信仰的最高形式。“人与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种天生万物的观念深入人心，就形成了文化信仰的初步构成。如上所说，古人把天地比作父母，所祭祀的天地于父母祖宗同列，祭祀祖先同时也要祭祀天地万物，以报答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天地父母生我养我，我不能仅仅出于个人利益去“恩将仇报”，而是要铭记天地父母之恩，随时规范自己，以期望不能对天地有所伤害。古人为了更好地达到“美报”自然的目的，往往把天地万物神格化和崇高化。神格化的天地山川，便有了某种神与人相同感的特点。因此，除了要敬畏天道，同时天道也会告知人们，如果违反“天意”，那么天就会降临灾祸给予人类惩罚。

在文明信仰的华盖之下，保护自然细致入微地在人伦道德方面体现，以期望人们由内到外不断修为自我从而推己及物。儒家所说的“仁”，韩愈后来阐发为博爱。在儒家思想里面，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拓展到对动植物的保护上。孔子之言，“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生于人心，来自于对人、自然物的爱、同情、怜悯之情，是一种出自自然情感的深层次的爱，它能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从而达到尊敬、爱护自然的目的。

之后孟子提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董仲舒阐发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仁？”

到宋代理学时期，张载则更言：“民胞万物。”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理念。理学提出：“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天地一切运动变化皆与我不分，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这种哲学修为的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由内到外的自发的同感天地，已不失“与天地如一”的境界。

可以看出，古人在天人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相铺相成，密不可分的处理办法。社会中的人由此而时时能够从善意的角度权衡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关系。也正是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之下，中国自古以来形成道义高于私立的价值观。

读书人往往以天下为己任，耻于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

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给自然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生态系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生态人类学家十分关注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调试作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又长青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同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而文化在人类与其环境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桥梁关系。

在人类学领域内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假说，即人类没有文化或许就无法生存。如果文化是一种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使我们能够应对自然的机制，那么，文化毫无疑问就是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分。

我们所感知的东西直接来源于我们的实践经验，并赋予其一定意义。约翰.尼尔顿认为这些意义，这些“感知”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一部分。因为文化拥有者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应对世界，意义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个冰岛渔夫会把鲸鱼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而一个观赏鲸鱼的游客则可能会把鲸鱼看作是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观赏资源。鉴于此，人类的感知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将会是人类文化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之间关系的延伸。

无限接近于与自然生态的感知，感受美好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建设环保主题馆的初衷。摒弃传统环保建馆理念。